宋代花押中的禅宗美学

阅读:10  时间:2019-06-10



《草书千字文》局部 北宋 赵佶

在“郁郁乎文哉”的宋代,花押作为一种兼具防伪实用功能和审美艺术表现的“个性签名”而广为文人士大夫所青睐。与此同时,禅宗历经晚唐五代,逐渐发展成熟,并在宋代成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归所,其中蕴含的美学理论和审美情趣对中国古典审美造成了巨大冲击,这种冲击体现在绘画、诗文、书法、园林建筑等各个艺术领域。花押的设计与审美也应自觉不自觉受到禅宗美学观的影响。

“花押指文书或契约末尾签字或署名下方所画的特殊私记符号”。明代郎瑛《七修类稿》称:“古人花押所以代名,故以名字而花之。”作用上类似现代人的花体签名。设计元素不仅局限于文字,有时也图文交叉使用,表现手法也是多种多样:有重叠、连断、变形、夸张等。作用是消解文字本身的特定含义,形成类似抽象图案的个性化“符号”。这种介于文字与图画之间的“符号”,同时兼具了两者的审美价值。宋代最有名的花押当属宋徽宗的“天下一人”(或译为“天水”),通过字形的拆分重新组合,使得原文字的基础框架还在的情况下,多出了一种图像审美,具有了多义性。

禅宗经过六祖慧能的改造为世人所普遍接受,并在唐代得到繁荣发展,到了宋代,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更是受到广泛而深刻的影响,在文化艺术上,通过上层统治阶级以及文化圈的士人首先提倡,而后蔓延至整个社会,宋代学者周必大曾说:“自唐以来,禅学日盛,才智之士,往往出乎其间。”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,哲学与艺术并行的时代已经到来。

宋徽宗的花押大体构成是最上一个独立的小短横,下面有一长一短两条斜线相交于一条横划的中间。构思巧妙,极尽简约,笔画的共用,字形的变形,与其说是文字,不如说更像是一种标志或图案,并且,不同于机械化的复制,在不同的题画上,花押都会根据不同的章法加以改动,造型或长或短,笔意或方或圆,极富变化性。从单纯的文字识别上看似乎这种设计会对文意认读造成障碍,但从艺术审美角度来看,无疑是别有意趣的。

花押本身可作为独立的个体,具有独立的审美追求。在花押的设计过程中存在两方面问题:一是主体的意趣与传达,一是客体的识别与欣赏。徽宗皇帝的花押,通常被世人解读为两种含义“天下一人”和“天水”,学术界对二者哪一个是正确的识读并没有定论。禅宗美学对花押的审美含义作出了解释。

禅宗的各种流派,共同点都是强调“悟”,尤其是慧能的“顿悟”说,可以说是禅宗美学的关键所在。其中所包含的“离相无念”“自性顿现”“法由心生”等内容,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和促进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变革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种“悟”是在“隔”的前提之下产生的。也就是花押所呈现的含义并不直接外露,故意“隔”了一层,模糊而含蓄,要通过“顿悟”的过程,给出自己的答案,瞬时产生美的感受。

黑格尔说:“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。”同样的道理,由“顿悟”所达到的精神的解脱,也必然带有审美的色彩。禅宗美学追求的精神境界是绝对的自由,强调自身的感受,呈现出内倾性的特点。主体意愿未必然,而欣赏客体未必不然,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感受。

对于花押的欣赏,观者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。花押并不呈现更为确定具体的概念,这就使观赏审美感受中的想象、情感、理解诸因素由于未引向固定方向,从而更加宽泛和自由。这样的花押具有更为丰富的多义性,给予人们流连观赏的时间和愉快也更持久。“愈进化愈高级的艺术,所凭借的物质材料愈减少”,禅风意趣以少涵多、映照宇宙万千的手法,浓缩着禅宗美学中重自然、重象征的意境之美。宋徽宗“天下一人”的花押极尽简约之能事,以少到不能再少的笔触“芥子纳须弥”,构造了一个意象繁多、空灵飘逸的个人符号,正是对这种意趣的追求。

元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,受教育程度的限制,出现了方便办公、以花押入印的新形式。明代的花押继承了宋代花押化繁为简、一押多意的思路,《大军帖》末尾的“朱”字花押便是一例。崇祯帝朱由检的花押印,分解可得“朱、由、检”三字,其设计以叠加、简省为主要手段。之后的明末清初,改朝易代之际,民族矛盾尖锐。画坛“四僧”之一朱耷,是朱元璋第十六子宁献王朱权的后裔。早年经历国破家亡之痛,心情抑郁,从此装聋作哑,佯狂垢污。晚年弃僧还俗后,始用“八大山人”署名题诗作画,四字连缀写成,根据观者阅读连断的不同,会出现“八大山人”和“哭之、笑之”两种不同的文字解读,而单独从图形符号上看甚至像一张哭笑不得的表情包。在他的大写意花鸟中,鱼鸟无不翻着白眼,表现出一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忧愤与煎熬。配合“哭之、笑之”的花押,两相配合,像是为他的画做的一个注脚。

宋代的花押,在城市经济繁荣发展,贸易合同、政府文书防伪需要等政治经济因素和文人自我意识的空前高涨,个性化追求强烈等文化因素的催生下,同其他艺术形态一样,在潜移默化中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禅宗美学的影响,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门类并一直延续下去。